2013年9月，一名老年人在上海市某公證處進行遺產登記預約。中新社記者 袁 婧攝

76歲的北京人老韓，身體還不錯。最近，他打算立一份遺囑，把自己的財產分給3個子女。“以前想不通，現(xiàn)在想開了。趁腦子還清楚，把后事安排好，省得以后起爭執(zhí)，我和孩子們都放心。”

老韓的憂慮并非空穴來風。近年來，由遺產繼承糾紛引發(fā)的法律“拉鋸戰(zhàn)”頻現(xiàn)。從國學泰斗到著名畫家，從尋常百姓到億萬富翁，遺產糾紛帶來巨大波瀾。

由于文化禁忌等原因，中國人不愛立遺囑。然而，隨著個人財富的增加，遺囑的意義及價值日益凸顯。圍繞遺囑的討論及爭議持續(xù)發(fā)酵，中國人對遺囑的觀念，正在發(fā)生重大變化。

觀念問題最關鍵

3年多前，當中華遺囑庫在北京成立時，陳凱想不到，這個旨在為老年人免費辦理遺囑登記的公益項目會這么火。

陳凱是中華遺囑庫管理委員會主任，也是一名律師。談起設立遺囑庫的初衷，陳凱說，他希望幫助老年人做好“身后事”，也想借此呼喚社會重視遺囑、關注老年人權利。

“沒想到遺囑登記的需求群體如此龐大，有的老人甚至專程從新疆坐飛機來北京登記。”陳凱告訴本報記者。最初，由于服務能力有限，登記處每天只能接待40個號，很多老人一大早就到門口排隊。這幾年，中華遺囑庫陸續(xù)在天津、廣東、江蘇等省市設立了登記處，但依然“供不應求”。截至目前，預約登記人數已達8萬人，完成登記人數5萬人，預約已經排到了今年9月。

“最近，有一名104歲的老年人前來做遺囑登記。還有些老年人到了預約時間卻沒來，工作人員打電話過去，才被告知老人已經離世了。”陳凱說。

老年人對待遺囑的態(tài)度正在發(fā)生改變。據中華遺囑庫的工作人員反映，最初來立遺囑的老人，往往有一種凄涼的感覺。這兩年，整體氛圍上發(fā)生很大變化。很多老年人把遺囑登記看做一場儀式，當成一件重要的家庭事務，有的穿得很正式，還有的登記完成后在現(xiàn)場合影，笑得很開心。

盡管遺囑登記“一號難求”的景象引起了廣泛關注與討論，但距離成為社會共識仍有很長的路要走。此前有調查發(fā)現(xiàn)，60歲以上的中國老年人中，雖然大多認同遺囑的重要性，但只有1%的人付諸行動。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該市一段時期內審理的遺產案件統(tǒng)計發(fā)現(xiàn)，有73%的案件是因為沒有遺囑導致的，而有遺囑的案件里，超過60%是因遺囑無效導致糾紛。

“歸根結底還是觀念問題。絕大多數老年人沒想過用遺囑來安排遺產，一旦處理遺產時沒有被繼承人的自主意志，就容易出現(xiàn)爭奪遺產的情況，引起家庭糾紛。”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立新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，在全社會宣傳遺囑效力、普及遺產公正和登記，依然任重道遠。

陳凱認為，關于遺囑的觀念有三個階段。第一階段是進行風險防范，防止起糾紛;第二階段是作為一種法律工具，讓個人財富的流向符合自己的意愿;第三階段是把立遺囑當做一項責任，不給家人添麻煩，不給自己留遺憾。

相關法規(guī)不夠用

目前，中國涉及遺囑的法規(guī)，主要是1985年頒布的繼承法。在楊立新看來，30多年來，繼承法的相關法條亟待修訂。幾年前，他曾與時任黑龍江大學法學院教授楊震一同負責“繼承法修正草案建議稿課題組”。目前，他擔任中國法學會民法典編纂項目領導小組繼承編課題組總負責人。

“首先，繼承法中對于遺囑部分的重要性強調不夠，把遺囑繼承放在法定繼承之后，不太容易體現(xiàn)遺囑優(yōu)先的效力。”楊立新說。

他同時表示，繼承法中列出的5種遺囑形式(公正遺囑、自書遺囑、代書遺囑、錄音遺囑、口頭遺囑)，如今已經不夠用了。

“現(xiàn)在很少有人用錄音遺囑了，那么錄像遺囑有沒有效力?電腦打印出來的遺囑有沒有效力?”楊立新說，法律應當增加遺囑形式，讓被繼承人有更多的選擇。“此外，法律沒有設立遺囑執(zhí)行人制度。只有遺囑，誰來執(zhí)行?誰來保管?這些都是法律要回答的問題。”楊立新說。

楊立新認為，上世紀80年代，逝者往往沒有多少遺產，說起來就是幾個盆、幾個鍋的問題。如今，遺產上億上百億者甚眾，涵蓋了各種形態(tài)，繼承制度就必須相應地跟上需要。比較而言，國外的繼承法常常有300多條，而中國只有30幾條，因此應該盡可能地進行詳細、全面的規(guī)定，滿足人們的相關訴求。

其實，繼承法本身，留有很多時代的印記。1985年繼承法頒布之時，相關部門曾發(fā)布知識問答稱：“華僑和港澳同胞死后留下的遺產，是他們生前從事勞動和各種職業(yè)所得，死后由其親屬繼承，理所應當受到法律保護。現(xiàn)在海外有不少人認為，我們不講繼承，老人死后，財產歸公。繼承法的制定和頒布，足以消除海外同胞、臺灣同胞和港澳同胞的疑慮。”

關于遺囑“公正優(yōu)先”的原則，是目前各界爭論的焦點之一。根據繼承法規(guī)定，不同的遺囑存在沖突時，公正遺囑優(yōu)先。但楊立新認為，繼承法制定之初，中國的公正工作剛剛開始，如此規(guī)定能夠給公正機構提供更多的機會。但從國際通行原則來看，應當以最后一份遺囑為優(yōu)先。

“比如，老人在臨終前想改變遺囑，只有把公正員找過來。一旦出現(xiàn)意外情況，就喪失了自由處置財產的意志。”楊立新說。

談及繼承法的修訂及完善，陳凱認為，要做好遺囑與其他財產管理類法律法規(guī)的銜接，如信托、保險、電子財產和電子商務等，以提升法律的前瞻性，為未來30年中國人的家庭生活和財富安排提供支撐。

公益機構太少了

隨著遺囑理念的普及，老年人對遺囑公證及登記的需求水漲船高。2014年的一份調查顯示，全國近3000家公證處的遺產繼承公證量呈逐年遞增趨勢。

與此同時，類似中華遺囑庫這樣的第三方機構也應運而生。在四川、廣東、吉林、深圳等省市，公益性質的遺囑庫受到了老年人的青睞。

陳凱介紹，為保證遺囑的合法性和保密性，遺囑庫為登記人提供了數十種免費的遺囑范本，登記現(xiàn)場全程有錄像和拍照，并對文件進行嚴格的密封保管。近年來，遺囑庫還引入了精神狀況評估，確保遺囑真實有效。

“從2014年開始，陸續(xù)有在庫登記的老人去世，我們通知家屬領取遺囑，并做一些調解。其中有十幾例調解不成、當事人向法院訴訟的案例。法院向遺囑庫調查取證后，很快判決遺囑真實合法有效。”陳凱說，作為第三方，遺囑庫可以向法院提供完整證據，幫助法院認定遺囑的真實性，在維護親情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。

楊立新認同第三方機構在遺囑登記方面的積極意義。但他同時指出，現(xiàn)在類似機構規(guī)模太小，一旦出現(xiàn)當事人在預約等待期間過世的情況，機構就可能要承擔法律責任。

事實上，從事遺囑登記管理的機構一直面臨較大的法律風險。楊立新舉例說，曾有律師事務所幫助客戶進行遺囑見證。按法律規(guī)定應有兩個見證人，但律所只安排了一人。老人去世后，繼承人就此起訴，法院判決遺囑無效，律所賠償損失。“再比如，有的人在網上開通了遺囑網，給別人保管遺囑。萬一數據丟失了怎么辦?”楊立新說。

陳凱曾在工作中遇到過5、6起子女脅迫老年人立遺囑的案例。所幸遺囑庫規(guī)定家屬不能陪同老人進行登記，而工作人員在與老人的談話中發(fā)現(xiàn)并及時中止了登記流程。但陳凱擔心，如果沒有完善的遺囑登記制度，很難斷定老人的遺囑是否出于自愿。

對此，接受采訪的專家和業(yè)內人士表示，應形成和制定一套完整的標準，并逐步建立和完善遺囑登記制度。

談及未來的規(guī)劃，陳凱表示，除了提升服務供給能力外，也希望建立與政府部門的信息互聯(lián)機制，打破遺囑庫“信息孤島”的現(xiàn)狀。例如，與公安機關的死亡人口信息匹配，在被繼承人去世后及時發(fā)現(xiàn)，并通知繼承人領取遺囑。

與此同時，從去年9月開始，中華遺囑庫授權相關機構提供市場化服務，向年輕人以及公益服務不能、不適合服務的人群提供商業(yè)性服務，從而為公益事業(yè)反哺資金，形成造血機制。

“家庭既要用道德和觀念來管理，也需要用法律工具來約束。在推動遺囑理念和社會穩(wěn)定方面，希望有更多力量參與其中。”陳凱說。(劉 峣)